在东南大学南京四牌楼校区，一栋署名“火电机组振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”的三层小楼略显神秘。小楼一半的房间都是实验室，在一楼的气流激振试验室，这里更像是车间，里面放着按照实际1:8设计缩小的转轴，地上摆着各种工具，还有几只满是油迹的手套。“这是缩小版的发电机组，我们的任务是把发电机振动控制在正常范围内。”傅行军解释，振动问题影响发电机组正常运行，如果发电机组有了异常振动，就像地震一般恐怖，甚至有可能变身炮弹飞出厂房。傅行军说，发生振动故障的发电机组就像生了病，自己就是医生，也是救火队。“我们是国家队的，不是疑难问题不会找到我们，在这些地方我们从来没有退缩过。”1986年，傅行军从东南大学毕业，留校当助教。那时，国家发电行业比较落后，很多地方常大面积停电。傅行军和他的团队大半年都是在外面跑，几乎在全国都留下了足迹。“电厂出现了问题都是很着急的，恨不得电话打过来，立马人就过来的。60万机组停一天就要损失60万。”那个时候火车票很难买，傅行军和同伴们都是从火车窗户里爬进去，带箱子也是要七八个。多年走南闯北的“灭火”，傅行军练就一身“真功夫”，可以实现通过微弱声音信号的提取来判断振动故障性质和具体位置。1994年国家发改委批准成立 “火电机组振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”，傅行军和他的团队先后解决了秦山核电、宣城等40多家电厂100多台次大型机组重大疑难振动问题，5年中，创造直接经济效益14.5亿元。这背后的压力也是旁人所无法感受到的，父亲病重期间，傅行军没法当孝子守在一旁；逢年过节，他更是没法陪着妻儿，当个好丈夫，做个好爸爸；自己却常常在实验室连续一个星期工作到凌晨三四点。

2007年年底，位于连云港的田湾核电站，这个作为俄罗斯交钥匙的工程，试运行的时候振动问题过不了关，机组没法开。傅行军来了，却被俄方专家很傲慢的对待。“俄方的专家觉得他们在这个领域里面技术很**，我们当时就提出四个方面的问题，我讲了他们全部站起来鼓掌，我估计这个方案只要一个星期就能做完，他们实施了一个多月。”经历了国家七五、八五……电力行业多年的发展，傅行军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很自豪的话就是：“我们的技术就连外国专家都没法指责”。对傅行军而言，**挑战性的一次是在海口电厂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海南的电力非常紧张，但有一次一台机组无法开机，尽管电厂争论激烈，但当时的电厂**负责人表态，“充分相信傅老师他们的技术”。当时傅行军的压力也非常大，因为如果技术方案一次不奏效的话，就会影响海南两个星期的发电，顶着这种巨大的压力，**终经过两三天的实验，他提出开缸治理方案，一次启动成功！

“也会有很多**，换岗位，换专业，我从来没有想过，不是境界高，是比较认死理，我也不要当大科学家，只要当好技术工人，能解决问题的。”这个成天与发电机组打交道的男人，在大部分人到了“知天命”年纪计划“颐养天年”时，他依然有梦。他的梦想依然和“电”相关。“西方国家没有哪个国家指控我们发电带来污染，因为我们把发电污染减少比他们还小了，电力人共同努力，把关键技术问题解决好了。”傅行军介绍，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，发展电力以火电为主，到十二五末期，火电装机容量达到60%，发电量达到70%，这是因为水电是有季节性的，占到20%，核电发展缓慢，风能发电不到1%。但煤电有两个问题，一个是煤耗高，一个是污染严重。原来发一度电要烧400多克煤，国家十二五的目标是降低到330克，现在这个目标基本是完成了，这意味着两台百万等级的超超临界接技术发电组一年能少排50万吨的二氧化碳。全国算下来一年能少排放15000万吨。